印度在迈向发达国家的路途中的确存在不少障碍，其中作为其最大优势的“人口红利”可能蜕变为最厉害的要素劣势。准确地说，人口红利除了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因素外，还应包括人力资本内容，且后者更突出人口资源效率与增值的目标驱动，而就当前印度而言，人口红利中的人力资本成色显然不足。
张锐
印度总理莫迪前不久于南非约翰内斯堡参加金砖国家工商论坛时不仅再一次高调官宣印度是目前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而且自信满满地表示印度将成为未来几年世界经济的增长引擎。按照莫迪先前设定的经济发展目标，2025年印度将成为一个经济总量达到5万亿美元的经济体，2032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至2047年国家独立100周年时，印度将成为一个发达国家。愿景看上去的确宏大与诱人，只是可能任何一个阶段目标的实现均非易事。
莫迪自2014年执政，5年后获得连任，截至目前的九年时间实现GDP年均实际增长5.3%，名义增速超过10%；更重要的是，在莫迪治下，印度先后超过法国和英国，去年以3.4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晋升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23年印度GDP达到3.73万亿美元，而且接下来印度经济的确存在可以继续高增长的潜力与后劲，其中“人口红利”的持续可以说是印度经济接续跳高的最大优势。数据显示，印度是目前全球第一大人口国家，人口总数达到14.25亿，印度政府预测，到2036年本国人口将增至15.22亿，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报告则指出，本世纪60年代之前印度人口将持续保持增长至17亿，而印度的“人口红利”优势不仅仅体现在数量规模上，其人口中位数年龄目前仅为28岁，25岁以下人口占到总人口的一半，35岁以下人口约占总人口的60%，因此比较看来，印度是全球范围内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最大的国家。
足量的人口与富有弹性的人口结构不仅可为企业提供充沛的劳动力资源，从而有利于降低经营成本与提高竞争力，同时能够培育出强大的消费市场，进而增强经济的内生动能。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未来10年印度的劳动年龄人口可达10亿，同时标准普尔预测，到2031年印度消费市场将从2022年的2.3万亿美元飙升至5.2万亿美元。更为重要的是，巨大的人口优势还吸引了跨国公司的纷至沓来。数据显示，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实际利用外资从2013年的243亿美元上升到2022年的710亿美元，涨幅290%，FDI（外国直接投资）累计流入量超过9600多亿美元，印度的全球营商环境从2013年的142名上升到去年的63名，受到影响，苹果、特斯拉以及三星等全球行业头部公司纷纷在印度安营扎寨。
与跨国公司集群进入的阵容相辉映，印度本土产业也摆开了较为强大的竞争力矩阵。印度的仿制药驰名全球，其药品产量目前位居全球第三位，疫苗产量占全球60%，同时印度的航天航空技术和电子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在世界排名也位居前列，前不久作为全球第一个登陆月球南极的探测器，月船 3 号探测器的成功登月再一次让世界见证了印度航天技术的不凡，此前10年印度就在亚洲第一个将卫星送入到了火星轨道。另一方面，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目前印度的服务业占比超过了60%，产业结构层次水位较高，背后的核心支撑就是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与软件产业，而作为全球最大的IT服务和软件外包国，印度占据了世界软件外包市场的60%。
立足于在软件开发和信息技术领域沉淀出来的强大竞争力，印度政府正在聚力推进数字产业，计划未来五年内推出超过100项数字化变革项目，对此，2023/2024财年准备投入10万亿印度卢比以支持数字科技初创企业，同时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免税上限率、变动征税豁免细则以及降低特定进口产品关税等措施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项目的创建与发展，而一旦数字转型成功，对于接下来“印度制造”的全面布局与最终崛起将起到十分关键的武装作用。
由于国内产业结构中印度制造业仅占10%，在全球的占比更是少至3%，莫迪自上任开始便提出了“印度制造”计划，目的是将制造业产值提升至GDP的25%。为此，莫迪政府一方面不断提高消费电子等进口产品关税，前后涉及的产品多达4500多个品类；另一方面，最近两年印度政府不断推出了智能电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的进口禁令，同时出台巨额财政激励计划吸引境外相关厂商到印度投资建厂，而对于本土初创制造企业，印度政府不仅给予税收优惠与奖励，甚至连其参加国际商务活动的机票也给予报销。看上去印度政府所作所为的确有些不地道，但通过一系列骚操作，印度实现了电视机100%的本地组装，同时成为了全球第二大手机制造国，其国内智能手机消费存量的九成以上来自本土造。
当然，预测只是一种主观推断，排除金融危机、新冠疫情以及自然灾害等各种不可抗逆事件姑且不论，印度在迈向发达国家的路途中的确存在不少障碍，其中作为其最大优势的“人口红利”可能蜕变为最厉害的要素劣势。准确地说，人口红利除了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因素外，还应包括人力资本内容，且后者更突出人口资源效率与增值的目标驱动，而就当前印度而言，人口红利中的人力资本成色显然不足。一方面，印度成年人文盲人数高达2.8亿，现有劳动力人群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数只有14%，正式技术工人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更是低至3%，总体劳动力素质偏低势必影响企业创新步伐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印度人口生育率已从高峰时期的5.3跌至目前的2.1以下，而且印度政府预测未来15年国内青年人（15-29岁）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呈现“先增后减”的态势，同时老年人占比将升至14.9%，因此不排除印度未来会遭遇如今许多国家所面临的人口抚养比上升以及老年化压力。
结构性失衡是印度经济肌体内的一大硬伤。一方面，印度农业不仅在基础设施上严重匮乏与落后，而且频繁受到自然灾害的袭扰与损害，而农业部门又吸收了全国45%的就业人口，二元经济结构持久得不到显著松动，不仅大量劳动力人口沉淀在低端产业中，而且农业也难以得到因人口转移而形成的先进要素辐射。另一方面，虽然服务业扮演着印度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制造业凸起需假以时日，工业方面的巨大断层强烈抑制了可以进一步吸纳劳动力人口的就业张力，由此导致了印度国内失业率常年保持在7%以上，城市青年失业率超过20%更成常态。但问题的关键是，当更多的失业人口被抛向市场，本已不轻的贫穷化程度也会愈演愈烈，根据联合国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报告，印度处在贫穷线以下的人口为7.8亿，同时还有2.28亿的绝对贫困人口，占比为世界最大，而只要贫困的存在，就必然拖慢经济增长的正常步伐，甚至会成为干扰与阻碍经济成长进度的巨大风险因素。
寡头经济是刻印在印度经济体上的一个鲜明标签，令印度国内民众与国际社会广泛诟病。目前包括信实集团、阿达尼集团等国内六家巨头企业把控了印度25%的港口产能、45%的水泥产量、33%的钢铁产量、60%的电信用户以及超45%的煤炭进口控制权，巨头公司能够引领大型突破性项目，但产业的高度集中更容易扼杀竞争，导致更加广泛的私人投资容易被挤出，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持续处于式微状态，市场的竞争活跃度受到极大压制。更为重要的是，垄断财团扩张的背后还有印度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统计数据显示，过去10年间，印度创造的财富40%流向了1%的人口，只有3%的财富流向了底层50%的人口，印度目前最富有的10%的人控制着该国80%的财富，而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印度58%的财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贫富悬殊还与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宗教因素紧密关联，而且后两者的影响力已根深蒂固，意味着印度熨平贫富差距鸿沟难上加难，可贫富悬殊的板结又会降低民众对政府的公信度以及撕裂执政者的国家治理能力，于是，包括莫迪政府的“废钞令”引来社会混乱、农业新法遭遇农民集体抗议等风险事件频繁上演，经济肌体由此反复承受的痉挛与阵痛不言而喻。
（作者系经济学教授）
本报专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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