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时期，针对同中国的经济合作，欧洲领导人“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并被西方频繁使用――去风险。“去风险”本是金融术语，指在投资项目启动前，需除去风险因素方可实行。既然欧方领导人将其“嫁接”到地缘政治和对外关系领域，那么，我们就顺着他们的思路，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一下欧洲“去风险”的方向究竟对不对。毕竟，中国古代“南辕北辙”的故事早就告诉我们，选择大于努力，如果方向错了只会越走离目的地越远。
趋利避害是所有行为体的本能。一个国家为维护自身经济安全利益，必须远离不必要的风险，打造合理的安全边际。能够有效防范风险的安全边际应当包括以下关键因素：可靠的合作对象、持续的盈利预期、稳定多元的供应链等。当然，自立自强，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也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应有之义。同中国合作，恰恰能满足构建安全边际的所有要求。
中国从来不是世界经济的风险之源，而是稳定之基。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力挽狂澜，避免世界经济陷入大萧条。在全球风险挑战不断累积的当下，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落实全球发展倡议、落实全球安全倡议、落实全球文明倡议等主张，持续发出正能量，努力引领人类走出百年变局的重重迷雾。
经济全球化是构建多元产供链的保障，中国在其中的作用不可或缺。要实现全球产供链安全有韧性，必须将资源配置建立在市场化、多样化、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之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和100多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早已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并以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产业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业以及14亿多人口的超大市场规模，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强大动力。虽然目前全球化暂时面临逆风，但亚当・斯密“分工产生效能，合作造就繁荣”的经济学思想核心依然有效。欧洲超过80%的太阳能组件供应来自中国，据计算，如果这些部件在欧洲生产，价格将高出约30%。高进口份额不等于依赖、也不等于巨大风险，防风险的最佳对策不一定是自给自足。
中国是欧洲可靠的合作伙伴，这一论断在欧洲有着坚实的民意基础。今年4月，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对11个欧盟国家的16168名受访者进行民调，结果显示：许多人认为中国是必要的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或敌人。大多数人认为，欧中贸易的风险与收益是平衡的，风险并没有大于收益。中欧经贸合作数据同样也证明了这一点。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年来，双方已形成强大的经济共生关系。2022年，中欧贸易额达8563亿欧元，同比增长23.1%。今年前5个月，双边贸易额达2.2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6%。企业身处市场一线，对风险的感知更加敏锐，更具说服力。在西方政客热衷于鼓噪“去风险”之际，特斯拉、微软、宝马、苹果等国际知名企业负责人密集访华，并在各种场合表达对中国市场的渴望和信心。
反观所谓的“去风险”四要素：保持欧洲经济弹性和竞争力、改进或应用现有工具和贸易手段对抗经济扭曲、为关键领域提供更多防御性工具、与合作伙伴保持一致。“防御”“扭曲”“对抗”，一系列言辞中充斥着对外界的不信任感，似乎时刻准备与他人开战。尼采说，当你凝视深渊，深渊也在凝视着你。悲观、敌意的世界观，最终将反噬自己。
国家的进步来自创新与合作，排挤打压别国换不来自身发展，平等互利的合作才能长久。欧洲对中国“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的三重定位自相矛盾，想利用“去风险”这类语焉不详的模糊政策，达到想合作就合作、想竞争就竞争、想对抗就对抗，单方面受益的目的，根本是“不可能三角”。德国联邦总理府前国务秘书、联邦政府前发言人奥托・豪泽就指出，“我们不可能一方面在经济上携手合作，另一方面又在政治上对抗”。
此外，“风险-利益相对称”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的基本原则之一。风险不可能清零，关键应平衡好合作与防风险之间的关系。因担心风险而拒绝合作，无异于因噎废食，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同倒掉。瑞典前首相卡尔・比尔特曾质问：“难道仅因为害怕将来可能的风险，我们就有理由从现在起不做对华贸易？”防风险和合作并非对立，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风险，不发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
各国需要防范的真正风险，是挑动意识形态对立，搞阵营对抗、新冷战，把世界推向分裂冲突的边缘；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名，搞“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破坏国际贸易规则，打压他国正当发展权；是罔顾他国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四处煽风点火，加剧战争冲突；是转嫁危机，收割全球财富，损害世界人民福祉的自私行为。
立天下正位，行天下大道。把握历史发展大势，找到真诚可靠的合作伙伴，辨别真正的风险，顺势而为，才是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的生存之道。否则，再厉害的“武功”也终将败给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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